经济学家林毅夫近日在“中国经济观察秋季报告”上，重提用新农村运动缓解可能即将来临的通货紧缩。应该说，林毅夫的这一观点并不新鲜，从1999年提出“新农村运动”概念以来，林就一直持此看法。换言之，林毅夫倡导“新农村运动”的出发点或初衷，就是为了解决中国经济面临的通货紧缩问题。 　　不仅仅是林毅夫，五中全会后，很多经济学者在解读全会提出的“新农村建设”时，首先想到的也是把农村作为走出当前生产能力普遍过剩、内需不足、市场疲软的突破口。经济学者从自身的专业背景和偏好出发，把目光更多地锁定在如何利用新农村建设缓解内需不足的矛盾上，当然没有什么不可以。但是，决策者则不能局限于此。如果决策者也把新农村建设仅仅看做是一个解决内需不足的问题，很可能会造成在实施中走样，就像现在的大学扩招一样。 　　新农村建设要避免出现类似于大学扩招产生的问题，就不能把缓解“通缩”、启动内需作为主要的甚至是唯一的目标。而据有关统计，目前全国有一半的行政村没有通自来水；60%以上的农户还没有用上卫生的厕所；有近7000万户农民的住房需要改善；1.5亿农户需要解决燃料问题；6%的行政村还没有通公路；2%的村庄还没有通电；6%的村子还没有电话；1%的乡镇没有卫生院；60%以上的县没有标准的污水处理场等。也就是说，仅仅解决这些问题对启动内需就功莫大焉。但是，新农村建设有着比这更广泛的内容。从五中全会对新农村的目标要求来看，“生产发展”和“生活宽裕”是要建设物质文明；“乡风文明”是要建设精神文明；“村容整洁”是要建设生态文明；“管理民主”是要建设政治文明。所谓新农村的“新”，就体现在统筹建设物质文明、精神文明、生态文明和政治文明上。 　　即使从农民增收来说，虽然这是当前新农村建设的关键，但应看到，由于农村人口基数过于庞大、农民文化素质不高等多种因素，无论从事农业还是外出务工，农民获得收入的增长空间都十分有限，因此在今后相当长一个时期，相对整个国民经济的快速发展，农民收入不能同速增长，农民相对收入水平还有可能进一步下降。从而，由农村来承担缓解“通缩”、启动消费和需求的重任，事实上是不可承受之重。 　　由此来看，将农村作为消化城市过剩生产能力的工具，鼓励农民消费，在农民收入不能得到大幅度改善以及在教育、医疗还存在高收费的前提下，这只会加剧农民收入与支出的矛盾，对农村的发展实为不利。 　　“三农”问题的核心是农民问题。长远而言，要建设和谐的新农村，主要是要解决农民和国家的关系，农民和干部的关系。这就不单单是提高农民收入和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就可以的，必须全面深化农村改革，提高农村自我发展的能力。为此，要尊重农民的意愿，培养农民对农村公共事务的参与责任，使他们对新农村建设有一种主人翁意识和归属感。脱离了这一点，新农村建设不可能取得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