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西安市高新区一狼藉不堪的工地院落内，40余名农民工临时搭建起了“民工讨薪维权新闻发布会”现场，然后以一种“平静”的心态，期待着媒体记者们的到来。在“新闻发布会”会场对面，就是他们流血流汗建起的“半拉子”楼房。见惯了政府、明星们召开新闻发布会，如今农民工的新闻发布会的确让人眼前一亮。但是，我们同时感到心酸异常……（《华商晨报》8月3日）
 
    诚如记者所言，不论是一度流行的“跳楼秀”，还是现在的新闻发布会，这些讨薪形式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农民工们渴望以媒体的影响力来引起社会和政府的关注。这其实也折射出农民工维权渠道的不畅，以及政府相关部门的职能缺失。媒体在我们日常生活中扮演的是一种公共通道的角色。一个社会中的不同利益主体，其社会地位有强有弱、有高有低。假如不加任何改进地进入博弈，显然就不能真正实现公平与公正。“公共通道”的出现，使弱者能够得到社会的力量，与强者抗衡。

    然而，农民工阶层合法权益受到普遍性侵害，却不得不借助媒体来得到救济，这是一个法治国家值得深思的问题。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院长杨瑞龙曾撰写了一篇论文《正式契约的第三方实施与权力最优化》，他认为，农民工与用人单位之间的契约关系和契约履行已经涉及到了第三方——国家。国家“作为契约的第三方和最终强制根源”（诺斯），在农民工被拖欠工资以及由此而引发的一系列社会问题中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从所周知，合同的履行方式主要有私人方式和国家方式两种，私人方式无法解决的问题按道理应该诉诸国家机器。农民工的工资得不到保障，按照程序，农民工应该诉诸法律程序这个“国家机器”。然而一旦法律这个底线正义作为第三方失败后，无疑将使第三方实施退回到私人方式实施，比如暴力，比如跳楼，当然也包括现在这个所谓的“新闻发布会”。

    农民工的一个极大特点，就是流动性大。从经济学角度上说，当地政府从某一民工那里只能收取有限次数的租金（税收），而农民工所在单位却与当地政府长期打交道，并能长期、反复地抽取租金（税收）。因此，在处理劳资纠纷时，政府作为第三方，一旦将税收最大化作为自身目标，将不可避免导致产权界定中的“歧视”和不公正。现行诉讼制度中劳动仲裁前置，以及庭审、举证的繁琐程序和诉讼成本、风险等，使得打官司成了农民工无法承受之重。

    这样看来，讨薪民工的新闻发布会开给谁看，似乎不言而喻。我国已经有了完备的《劳动法》和司法系统、执法部门。但是，“现实之树常青，而法律是灰色的”（列宁语）。无论是立法者还是执法者，我们都应该想一想，现有的这些法律程序在农民工维权上，是否有效？“新闻发布会”，从新闻学的角度看，本指一种信息的传达方式。这次农民工的新闻发布会，却是一个非同寻常的信号。农民工的“讨薪新闻发布会”要发布什么信息呢？与其说是告诉媒体老板欠了他们多少钱，不如说表达了他们对现行司法制度的无奈和控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