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世界范围内的社会保障改革浪潮中，实行待遇确定型现收现付制的拉美和欧美国家纷纷向缴费确定型积累制模式转型。但是在转型过程中它们无一不遇到一个难以克服的转型成本问题。1995年以来，欧亚六国经过研究和探索，找到了一个较好过渡性办法：“名义账户”制。几年的实践证明，“名义账户”制基本上是成功的，它被称为是社会保障一个重要的制度创新，受到了发展中国家的广泛关注。本文对“名义账户”制的概念、定义、基本特征进行了论述，对其利弊进行了较为深入的分析，并指出了其在社会保障历史演进中的地位和作用。最后，对“名义账户”制在中国的适用性问题做了探讨，认为在解决当前运行中的“空账运转”即转型成本问题过程中，它至少是一个最优化的过渡办法，在对其经过适合中国特殊国情的7个方面的“适当变形”和重塑之后基本上是可行的。 　继1981年智利成为第一个从给付确定型的现收现付制模式(PAYCO DB)向强制性的缴费确定型的积累制模式(Funded DC，这里将funded称为“积累式”，也可称为“基金式的”)转型的国家之后，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在全世界范围内包括欧洲和拉美许多国家掀起了一个私有化改革的浪潮。但是，这些国家在改革的过程中无一不遇到一个现实而又严峻的困难，即转型成本问题：由谁来支付当前的退休者。 　　从1995年至今，这些国家在经过艰难的探索和大胆的尝试之后，终于找到了一个比较理想的出路，既完成了从现收现付制向积累制的平稳过渡，又基本上克服了转型成本的难题，他们不但顺利地完成了制度的转型过渡，而且，几年来的实际运行证明，社会保障这个崭新的模式具有较强的生命力，并很可能成为其他现收现付制国家转型的一个重要“替代模式”。 　　1995年正式诞生的这个全新模式就是“名义缴费确定型”(NDC)模式，我们将之简称为“名义账户”制。目前已有欧洲的瑞典、意大利、波兰、拉脱维亚和中亚的蒙古和吉尔吉斯斯坦等六个国家引入了这个新模式。 　　“名义账户”的概念定义及其基本特征 　　(一)“名义账户”的概念定义 　　“名义缴费确定型”模式或称“名义账户”制，它既有某些“待遇确定型现收现付制”的特征，又有“缴费确定型积累制”的某些特征，所以，“名义账户”制既可被称为“缴费确定型的现收现付制”模式，也可以被认为是“待遇确定型现收现付制”的某种变型，从本质上讲，是现收现付制与积累制、待遇确定型与缴费确定型的混合模式，即DC+DB=NDC。 　　1.从融资的方式来看，“名义账户”制是建立在现收现付制的基础之上，即社会缴费直接用于支付当前的退休者，但它又不同于传统的待遇确定型的现收现付制，因为在“名义账户”制度下，每个工人建立的个人账户是“名义上”和“模拟的”积累制，而不是真正意义上即“资本化”的积累制，可以说是事实上的“非积累制”或称“非基金式”；这种“名义账户”制的账户系统仅仅是一种“记账”的管理方式，而不需实际存入资金。 　　2.从养老金给付的条件和规则来看，虽然个人账户中的资产是“名义”性质的，但退休金的给付标准原则上却是严格按“缴费确定型积累制”规则运行的，就是说，在退休领取养老金的时候个人账户中的“名义资产”即刻便被年金化了。一般来说，养老金给付的标准主要取决于记入个人账户缴费的积累、“名义资产”的投资增殖、“名义资产”转成退休年金的计算公式、退休给付指数化的公式等，上述四个因素的合计便是养老金给付的总额。 　(二)“名义账户”制的基本特点 　　虽然欧亚六国采用的“名义账户”制略有差异，但它们都有一些共同的重要特征： 　　1。养老金给付指数化。为保持与生活水平(工资增长率)或至少与通胀率同步，退休金给付一般来说都予以指数化，即它们都设有一些调整寿命预期的机制。例如，瑞典既考虑到了通胀也考虑到了经济增长率：如果经济增长率超过1.6%，那么年度调整就会超过通胀率；如果经济增长率低于1.6%，那么年度调整就会低于通胀率。意大利和拉脱维亚的指数化是与通胀挂钩的，而波兰也是与通胀挂钩，具体规定是，在实际工资增长率(通胀以后)变化超过20%时与其挂钩。 　　2.为特殊群体提供“名义缴费纪录”。为“保护”某些“特殊社会群体”，其中五个国家为那些由于某种原因暂时离开劳动力市场而不能缴费的人设计了一种“名义记账”的功能，即在其个人账户中可以“记录”相应数额的“名义缴费”。例如，意大利规定，对于那些由于照看小孩而不能工作的母亲，照顾子女的最大年限为6年，即在子女六岁之前一直由政府代为“缴费”；在波兰，诸如失业、照看子女和看护残障者等均可获得个人账户中的政府缴费。 　　3.记入到“名义账户”中的缴费比例差距较大。在有些国家工薪税全部记录在个人账户里，而有些国家则仅记录其中的一部分。瑞典的缴费是18.5%，由雇主和雇员平均支付，其中记入到个人账户里竟高达16%；波兰是32.52%，但记入到名义账户的则只有12.22%；意大利的工薪税是32.8%，其中雇主为23.91%，雇员为8.89%，全部记入个人账户之中。 　　4.新旧体制转型过渡的途径和衔接的措施各有千秋。在转型过程中，欧亚六国都面临着“新人”、“中人”和“老人”在转型过程中的“地位”和“待遇”问题，能否处理好这“三种人”之间的关系是涉及到转型成功与否的关键问题。拉脱维亚是将传统体制下的各种因素换算成“名义记录”以后加进个人账户之中；蒙古的办法是1960年以前出生的人留在传统体制里不动。波兰对不同年龄段的人采取了不同的办法，例如，1968年以后出生的人必须加入到新的“名义账户”制度之中，1949—1968年出生的人有权利选择或是进入新计划，或是二者兼而有之，1949年以前出生的人必须留在传统体制内。意大利规定，只有1996年以后进入劳动力市场的人才能加入到“名义账户”制度中，在传统体制工作18年以上者则必须留在旧体制之中，而介于上述二者之间年龄段的人拥有选择加入“名义账户”计划的权利。 　　5.根据具体国情为“名义账户”设定其他一些附加的功能，即可以为适应政策制定者的需要而予以适当的变形。例如，波兰除了进入“名义账户”的12.22%以外，还专门设计了一个强制性的“个人积累账户”，并将7.3%缴入“个人积累账户”之中，而意大利、拉脱维亚和吉尔吉斯斯坦则没有强制性的个人积累账户；在蒙古的“名义账户”中，计划在2003年开始逐渐加入“积累的因素”，起点是工薪税的3%，到2020年逐渐增加到7.5%；意大利虽然没有另外设定一个强制性的“个人积累账户”，但却采取了一定的税收政策鼓励自愿建立“个人积累账户”；瑞典设有自愿性的个人账户；波兰和拉脱维亚计划在不久的将来加上“个人积累账户”，将之作为第三支柱。除了意大利之外，其他国家均设立了“最低养老金”制度，其资金均来自政府的一般税收，此项制度设计的目的是为了能够确保那些工资很低、没有达到缴费年限的工人可以获得一个最基本的养老金给付。吉尔吉斯斯坦没有设立“最低养老金”，但1997年设立了“基础养老金”，它的标准是统一的，与最低工资配套，大约是平均工资的29%，男性60岁、女性55岁均可获得。 　　(三)“名义账户”制的优点 　由于“名义账户”制是一件新生事物，就目前来看，在“名义账户”制的设计和运行中，有些问题可能还未显现出来，有些则可能是暂时的；其中出现的一些问题对缴费确定型来讲可能是优点，但对待遇确定型来讲却很可能是缺点。总的来说，欧亚六国“名义账户”制的改革是比较成功的。 　1.在一定时期内它可以适应外部社会经济形势的变化。“名义账户”制的模式对外部经济社会形势的变化具有较强的适应性，尤其对工资水平的变化。对人口老龄化来说，它也具有一些优势，包括对“名义资产”进行年金化设计等；此外，对劳动力规模的波动也具有较强的适应性，例如，拉脱维亚和波兰的“名义账户”制对未来缴费工人数量减少的情况具有自动调节其养老金给付水平的功能。 　　2.在短期内，为预防出现收支不平衡的情况，欧亚六国的“名义账户”制度几乎都预设了一些自动调节的功能。例如，瑞典设立了一个储备基金，其中包括在紧急时可以变现的资产，还设计了一个特殊的“中断”功能，当赤字超过一定的水平时可以自动启动；波兰在2002—2008年之间每年从工薪税中提取1个百分点用于建立一个应付紧急情况的特殊储备基金。每个国家设计的储备基金情况不太一样，应对紧急情况的机制也不尽相同，但它们都为随时请议会介入而留下了空间。 　　3.与待遇确定型的现收现付制相比较，“名义账户”制更具有透明度。账户持有者可以随时查看他的账户，可以随时掌握和了解其缴费指数化的情况，不易受到经办机构的欺诈和管理不善带来的风险的影响。例如在拉脱维亚，当政府发布寿命预期退休年金计算公式的时候，每个人都十分清楚自己未来的年金情况。这种透明度还表现在工人对自己退休计划的预期上。例如，对于那些即将退休的人来说，他可以自己计算“名义资产”的状况以决定是提前还是推迟退休的时间。 　　4.加强了保险缴费与未来给付之间的联系，以较高的透明度重塑和强化了劳动的激励机制。从缴费者主观上讲，“名义账户”制下的缴费很直观地被看做是一种“储蓄”，或是一种“真正”的缴费，或是一种推迟的“回馈”，而不是一种与自己切身利益没有直接关系的税收。这样，通过将缴费与给付联系起来的办法在公共养老保障制度中再现了“保险”的因素，在现存的社会保障制度框架之内扩大了福利增量，使当前的现收现付制的融资方式更具有可持续性。从客观上讲，名义账户中的缴费余额一目了然，易于计算，直接与其未来的收益挂起钩来，对工人继续留在劳动力市场上具有一定的促进作用。意大利改革以后，新的养老金给付水平对那些原本想62岁退休而现在则决定65岁退休的人来说每年增加了6%；它还直接地影响了年老工人的退休决策，例如决定57岁退休的人数下降了15%。瑞典人62岁退休时获取的给付的工资替代率是46%，如果65岁退休就是62.60%，如果68岁退休就可以达到82%。留在劳动力市场上的人数达到一定程度时势必会自动减少退休金的支付压力，降低了赡养率，扩大了资金来源，不但可以成为导致公共养老保险财政平衡的潜力，而且，激励机制的重塑获得了只有单纯的“参量改革”(如推迟退休年龄、或单一地提高缴费标准、或降低养老金标准)等立法措施才能达到的效果，从而达到了事半功倍的目的。 　　5.它为工人提供了一个更为灵活的退休选择。由于最终的退休金给付标准是根据工龄计算的，所以，那些愿意接受较低退休金而换取提前退休的工人，或那些愿意获取未来较多退休金而继续留在劳动力市场上的人都拥有了合法的选择权，而没有任何附加条件或“惩罚”。对于那些愿意提前退休的人来说，他选择的显然是未来较低的工资替代率。 　6.与待遇确定型的现收现付制相比较，它具有较强的抵抗政治风险的能力。年金指数化事实上是个政治性很强的问题，政策制定者可以对年金化的维度进行选择。由于“名义账户’制再分配的功能较弱，所以一般来说应设立一个最低退休金的计划予以补充，而最低退休金的慷慨程度是易受政治风险影响的。此外，由于“名义账户”制是与工资挂钩指数化的，而不是与资本市场挂钩，所以，一般来说它的养老金给付不易产生较大的变化，从这个意义上讲，与待遇确定型的现收现付制相比，“名义账户”制不易受到过度承诺的政治风险的影响。 　　7.很适合资本市场不发达的国家。在一些转型国家和发展中国家，资本市场不发达，金融机构不成熟，那么，引入“名义账户”制就很适应这种特殊的国情，就是说，“名义账户”制在资本市场和金融机构成熟起来之前就可以很快地运转起来，同时它又可以反过来刺激资本市场的发展。 　　8.基本上可以解决转型成本的风险问题。在从现收现付制向积累制过渡的过程中，由于旧制度的隐性债务必须要偿还，所以存在着“制度性资金不足”的经济风险，并且这种经济上的转型成本很可观，甚至要持续几代人。“名义账户”制可以有助于削减转型成本所造成的政治风险和社会风险的影响，即它可以使其转型成本得以分散化——使之分散到和“消化”到一个年龄跨度很宽的时段里。所谓政治风险主要是指不能兑现未来收益的承诺；所谓社会风险主要是指无力及时调整适应人口变化的政策。这正是目前一些国家已经或正在采用“名义账户”制的根本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