针对目前养老基金支出增长过快的不正常现象,笔者认为,替代率过高、提前退休、冒领养老金(死人领取活人钱)三种因素,是造成当前养老基金支出居高不下、增长过快、收不抵支的主要原因,为此,笔者对这三种因素进行了调查分析。
    替代率也称工资替代率,即退休金收入替代原来工资收入的比例。目前,一些退休职工月人均工资比在职职工工资水平还高20%,与社会保障的原则“社会保障标准要同国情国力及各方面的承受能力相适应”不相符合。怎样降低替代率,控制退休费用的快速增长,将目前退休金替代率控制在法定的60%-75%,已是当务之急。
    现在的退休待遇计算办法,实际上使用的是[1995]74号文规定的计算办法,是以1994年的档案工资为基数,乘以职工工作年限长短应享受的比例,这一部分占了相当大的比重,但与职工缴纳的养老保险费没有丝毫联系;第二部分“补贴”数,也与缴费多少没有联系;第三部分“个人账户”养老金,虽然与缴费多少有联系,但比例仍按工作年限来确定。所以,这个计算办法仍然是只体现了工作年限的长短,没有体现社会保障体系原则:公平与效率相结合,权利与义务相对等。如何体现保险原则?笔者认为,退休待遇要与缴费工资基数紧密结合,让以个人账户储存额计算的退休待遇占较大比重,并随着缴费年限的逐渐增加,取消按档案工资计算的退休待遇。具体做法是:以退休上一年度社会平均工资为基数计算一块,以个人账户为基数计算另一块。社会平均工资计算的部分不超过25%,其余部分按工作年限与个人账户储存额计算。两块加起来,即是退休人员应享受的退休待遇。替代率考虑到政策的连续性,替代率应从90%逐渐降低到75%,这个时间大约需要10年,因为太快了退休职工不能接受。
    提前退休有特殊工种退休和因病退休,尤其是提前退休在上世纪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但是,随着社会文明的发展、劳动保护意识的增强、机械化程度的提高,工作环境和设备设施的日趋完善,某些特殊工种由于工作环境发生了变化,已失去了原来的特殊性。以前被界定的特殊工种现在随着社会生产有机构成的提高和技术的革新,已不再是繁重的体力劳动和危害身体健康的工作。所以,国家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应根据目前实际情况,修改和重新制定适应当前管理需要的特殊工种。从目前情况看,以特殊工种名义退休的职工有相当一部分不属于或不是在特殊工种岗位上工作的。
    综合以上诸种情况,笔者认为,应加强特殊工种退休和因病退休的监督机制,严格规范退休审批制度。市级统筹实施后,社保机构垂直管理,职工退休的审批是否应有社保机构的参与,仅靠劳动和社会保障局保险科的一张表格办理退休、计算待遇的现状应当结束。职工退休应该提供全部档案,以便于社保机构办理和监督。
    养老金社会化发放,离退休人员与企业分离,由社会保险部门负责离退休人员的生存管理,这对人员少、经费匮乏的社保机构来说是一个大难题。退休人员居住分散,生存死亡状况信息反馈困难,因此,死人冒领活人钱的现象屡有发生。社保部门委托银行发放和代为认定领取退休费的人员身份,虽然减少了社保部门的麻烦,但却违背了银行的储蓄原则。如果凭指纹领取存款,需要社保部门对每一位退休人员进行指纹提取并保存后送交银行,由银行工作人员在付款时核对。但提取指纹和购买指纹识别机的费用太高,对于目前已由财政拨付工资、拨付经费的社保机构来说已不现实。购机没有能力,银行监督又违反其职能,那么只好由社保部门自己来认定领取退休费的人员身份。所以,这几年来虽然有些地方采取了调查、发函、登门慰问等多种方法,但均收效甚微。
    笔者认为搞好离退休人员生存状况调查,以及间隔多长时间调查一次,是杜绝死人领取活人钱的关键。
    要解决这个难题,各级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必须首先打破企业界限,按退休人员退休后的居住地区详细登记,建立离退休人员基本情况数据库。凡是属于本辖区(县、区)内的退休人员,社保部门按社会化发放的定点银行逐次在发放时进行核对,对连续三个月不能亲自到银行领取退休费的退休人员要暂停支付退休费,社保工作人员要上门调查该退休人员的生存状况,核实情况后再处理。对于不在本辖区(外县、市、省)内的退休人员,省、市、县社保机构要组建一个网,把在对方辖区内的退休人员的详细资料寄给对方,由对方代为检查和反馈信息,这样既可减少经费开支又能及时得到真实信息。这个互查办法可先在本市或本省试行,由上级机构组织实施。而对离退休人员的生存状况调查,笔者认为每年最少一次。
    年年岁岁景相似,岁岁年年人不同。过完大年,许多城市里又涌动起“民工流”。仔细观察可以发现,其中有不少年轻的面孔。活生生的现实摆在人们面前:身份证出了“第二代”,农民工也出了“第二代”。
    有人对“第二代”农民工进行了这样的概述:年龄在18岁到25岁;基本上没有务过农;外出打工不仅是为了生存,更多是将其当作改变生活方式和追求更好发展的契机;具有受教育程度高、职业期望值高、物质和精神享受高、工作耐受力低的“三高一低”特征。
    “第二代”农民工显然不想当城市的过客,甚至有“死也要死在城市”的决心。那么,如何让他们的“未来不是梦”呢?这是一个严肃而有意义的话题。“第二代”农民工要在城市里生存,起码要有一份工作,谁来提供?而要想得到一份体面的工作,他们在进城之前,应当先“武装”一下,谁能帮其掌握相当的职业技能?生存之后,还有享受、发展,而要满足这一切,就必须保证他们有足够的工资和必要的社会保障,还要考虑到他们将来还可能在城市之间或城乡之间的流动等等,这又是谁的责任?一连串的问题,不啻给有关部门出了一连串的思考题。
    “第二代”农民工对城市充满了幻想,对生活充满了憧憬,这是社会进步的必然表现。敬请已为“第一代”农民工设计过光明前程的各界人士,再接再厉,不辱使命,解开这一个个难题,为“第二代”农民工也规划出美好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