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993年以来，社会保险在学术上几乎成了社会保障的代名词，在实践中被看作是社会保障体系建设的重中之重。10多年来，在社会保障的学术研究和政策制订过程中，我国能不能搞社会保险，是不需要再讨论的，是既定的前提。

　　但我认为，我国搞不起社会保险，社会保障改革和发展需另辟蹊径，实施一种不同于社会保险的社会保障新计划。

　　社会保障的改革和发展，必须服从于、服务于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大目标。要从宏观上把握社会保障的改革和发展，就必须对以下三个问题做出回答：如何处理社会保障改革同居民未来预期不稳定的关系？如何寻求社会保障同企业竞争力之间的平衡点？社会保障如何顺应我国工业化和城市化趋势？

　　社会保障改革和发展的一举一动，关乎千家万户的切身利益。受历史等因素的影响，我国社会保障的覆盖面很窄，不要说现在的老年人中仅有1/5能领取退休金或养老金，就是在庞大的劳动力大军中，已被社会保险覆盖的比例也不算高。在我国，发展是社会保障所面临的首要任务，然而，改革却被排在了首位。被改革的对象，恰恰是过去已被社会保障所覆盖的人群；改革的总趋势，又是养老和医疗保险福利待遇下降；改革的结果，就是过去享有社会保障的人群不敢大胆消费，相反却拼命存钱、攒钱以备将来之需。更令人深思的是，社会保障改革给予人们一种强烈的信号：改革就是国家“卸包袱”、群众“掏腰包”。

　　居民，特别是过去曾被社会保障所覆盖的人群，随着养老和医疗等社会保险制度改革的实施，未来支出预期变得不再稳定了。社会保障改革，被推到了风口浪尖上，并扮演着非常尴尬的角色。

　　社会保险制度的建立，只能是在社会保障和企业竞争力之间寻求平衡点。但恰恰在这一点上，不被社会保障的学术研究和政策制订所关注和汲取。如果以损伤企业竞争力为代价，无异于“杀鸡取卵”。

　　经过20多年的改革开放，我国已从城乡二元结构变为城乡三元结构，即出现了介于城乡之间的特殊群体，包括进城务工人员、乡镇企业职工和被征地农民。这是一个庞大的群体，不仅绝对量庞大，而且每年增量也很大。这三支队伍加在一起的人数，已经超过城镇就业人数。与此相适应，社会保障实际上就要“三线”作战，即在搞好城市社会保障、农村社会保障的同时，还要搞好处于城乡结合部的社会保障。应当承认，面对农村、面对城乡结合部，我国社会保障凸现出制度创新与储备的严重不足。社会保险，原本是针对城里人而设计的，并且只适应于有单位的组织化就业人群，现在却要全面推向进城务工人员、乡镇企业职工甚至被征地农民。社会保险正在成为一个筐，所有的人群都在往里装。

　　改革需要操作艺术，其精髓在于：如何把复杂的问题用简便的方式予以妥善处理，而不是相反。

　　按照这一理念，我认为，在我国社会保障的改革和发展上，急需做好三件事：一是设计一种社会保障新制度，新制度必须放眼未来、面向全社会，但不能为兑现旧制度的承诺而设计；二是关闭社会保障旧制度大门，门里的人可以走出来(参加新制度)，但门外的人绝不能再走进去；三是制订从旧制度转向新制度的过渡方式，主要为过去已被社会保障覆盖的人群而设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