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险业自诞生以来，先是作为社会风险的收集者和承担者，然后作为巨额融资者与银行业平分秋色，并在增加促进经济与社会的稳定和发展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财产保险公司的业务已经不仅包括应对大自然灾害的风险管理，还拓展到平衡纯粹社会关系的交易风险管理，比如责任险、信用险和保证保险等，它们起着分散风险、稳定经济、减少交易成本的作用。人寿保险公司对社会的贡献，OECD(世界经合组织)在20世纪80年代的一篇报告中总结了六方面的内容：  (1)减少了个人财务压力，促进社会稳定；  (2)相当大程度地减少了政府社会福利制度的负担；(3)向新企业、新屋主、新设备提供的融资，促进了经济发展÷  (4)创造就业；  (5)对借款人的担保，减少不履行债务的风险，缓和经济矛盾；  (6)员工福利计划，增进了员工和雇主关系。 

    保险业的发展使得保险公司与银行，证券公司等金融服务企业一样，跻身寸：“社会企业”理论所特别提及的大型企业(公司)之列。它们占据了现代经济中最核心的位置。它们雇佣的人员也许不是最多的，但是其调动的资源、影响的民众、涉及社会经济的方面却无疑是最深刻、最广泛的——它们掌握了市场经济的命脉。代表了经济发展的趋势。

    国家一度像对待普通企业一样，放任金融服务企业的萌生与发展。不过，随着金融服务业在国民经济中的重要性日益彰显，国家改变了对待金融问题的哲学，不仅将金融业纳入特许行业，严格监控金融企业的健康运行，对金融业也有了超乎寻常的期望。国家在建设社会体系的过程中发现：仅仅依靠布施性的福利补偿机制，解决不了失业、环保等社会问题。社会弱势群体，需要的可能不仅仅是金钱，还需要平等的机会、更高的起点以及体面的生活。因此，国家将解决问题的希望部分寄托到了企业身上——只有企业掌握和调度着最多的经济资源和可持续发展的动力，金融服务业也更受到国家的关注。  “社会企业”理论则给予国家采取相应行动提供了理论基础。

    以美国为例。美国的保险业属州政府监管，但是，保险业对经济、社会的积极促进作用，也为联邦政府所关注，自二战后的经济复苏期开始，联邦政府一直通过税法引导寿险业朝着自己希望的方向发展，养老保险与年金业务的快速发展，解除了政府在福利政策方面的压力。各州政府则通过法定保险的设置，特别是机动车责任险的立法，使保险公司替代政府承担了一部分交通管理职能。实际上，美国责任保险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改变和塑造了侵权法领域的一些基本原则，对社会运行的基本规则形成了强有力的辐射作用。20世纪60年代末，美国国会通过了(住宅和城市发展法》  、  《社区再投资法》、  {瑞格社区发展银行法》等一系列法案，将满足所在社区的需求、帮助中低收人家庭获得体面的居住和生活环境、扩展后者的经济机会作为银行的一项社会责任。这些法案被视为国家要求金融业承担更多社会责任的典范，最近，美国国会一个专门委员会撰写的研究报告中，提出了将保险业和证券业纳入这一框架的特别建议。

    在当今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里，保险行业的缺位将使绝大多数企业的运行和社会个体的生存变得难以想象。这是保险业几百年来对社会贡献的一个形象比拟，也证明了保险业对社会的控制作用和影响力。但是，在一个以公平为追求目标的社会制度里，权力往往就意味着责任，权力大，相应的责任就大，这也是“社会企业”理论的逻辑基础。当然，责任可以是道义上也可以是法律上的。目前的经验是，保险业道义上的责任正在为法律所引导或是确认。

    处于起步阶段的中国保险业，无论从经济规模还是对社会的影响力，都难与发达市场经济国家的保险业相提并论。但是，中国的相关立法已经吸收了发达国家的经验，对保险公司的社会责任提出了相应的要求。法律和相关政策所确认保险公司的社会责任比对普通公司的要求高。主要表现在下面几个方面：一是，法律对投保人和被保险人提供的保护程度比一般消费者完善，不仅规定了保险公司对他们的特定责任，而且设置了专门的监管机构保护他们的权益。—二是，有关责任保险的立法赋予保险公司承担风险管理的法定义务，机动车法定保险是其中典型的例子，国务院最新公布的{机动车第三者强制责任保险条例(草案)》甚至要求保险公司拟定的费串应当不以盈利为目标。三是，国家也在运用税收杠杆引导保险公司的经营，比如对保险公司开办一年期以上返还性人身保险业务免征营业税等政策。四是，监管机构已经明确提倡，保险公司在注重经济效益的同时，也应当注重社会效益，保险公司的经营决策和业务发展应当考虑当地社会的需求等等。当然，囿于发展阶段，在业务拓展、甚至生存竞争的压力之下，中国保险业承担社会责任的态度和方式，即便与法律的要求和政策的引导方向仍有一定的距离，存在着产品单一化、消费者信任度不高、不正当竞争情形时有发生等诸多问题。

    正如上文所言，权力大，责任才大，保险业只有对社会的辐射作用和影响力达到一定程度，才可能勇担社会的责任。因此，汲取经验、直面差距，推动中国保险业持续健康协调地发展，更好地发挥保险业对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维护和促进作用，也许不仅仅是保险公司自身就能解决的问题。至少，需要注重三个方面的问题：
    (1)立法和政策的支持。处于市场经济初级阶段的中国，政府的引导作用对一个行业的发展具有决定性意义。与发达国家相比，中国政府立法和政策的支持力度尚须增强，加强以使保险业获得更多发展空间。可以借鉴的一个例子是，美国联邦政府20世纪70年代起适用的税收政策，曾经使寿险公司企业年金的保费占其总保费的比例，从70年代的10％左右上升至90年代的30％以上。
    (2)发挥协会的行业自律在培育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保险市场体系中的作用。协会所树立的行业意识整合了全行业对自身作用的认识和定位，在树立经营理念方面；同业之间的交流也许比监管机构的引导具有更直接的影响，正如英国产业联合会的班汉姆爵士在谈起企业的经营定位时所倡导的，“公司经营者的首要责任是确保公司成为良好的法人市民。不仅要照料好那些与公司具有直接利益关系的股东、职工、客户和供应商，而且要照半：I。好最广泛意义上的社会公众和环境。”
    (3)最关键的要素，即保险公司自身经营理念的重塑。在某些时候，追求社会效益与股东利益最大化的目标是相冲突的，但是，以提供高品质的金融服务为经营口号吸引客户的保险公司，满足社会的需求、服务最广泛意义上的公众，与其长远的发展并不矛盾，是其经营理念的应有之义。保险公司应当从加强诚信建设、提升服务水平、优化产品的设计和开发程序、完善公司内部治理结构等最基础的工作做起，不仅符合法律的要求和政策的指引，也将承担社会责任作为企业经营理念，贯彻于经营决策的各个环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