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医责险众目所瞩
    从今年的第一天开始，也许对某些人就有着特别的意味，比如对北京市700多家公立医院的医护人员。“新”北京医疗责任险从2005年的第一天起全面启动。经过一番热烈的招投标后，受理的保险公司电已尘埃落定，中国人民财产保险公司和太平洋保险公司“命中靶心”。其中，中国人民财产保险公司北京分公司以90％的份额担任首席承保人。全市700多家国有非营利性医院及医护人员都必须参加，私立、民办等营利性医院及医护人员可自愿参加。
    去年11月，本报记者曾就当时关于北京此次所推行医疗责任险的诸方面情况做过专题报道。时至今日，医疗责任险已在各方关注的目光下粉墨登场，业内对于这个“新生儿”脸色都希望能在短时间里看得更清晰。北京市卫生局自始至终都表现出志在必得信心，并且坚持认为这项举措的重要和正确。日前，该局副局长邓小虹就明确表示，推行医疗责任险主要是维护医患双方的合法权益，有利于减轻医院和医务人员的负担和压力，保障医疗卫生事业健康发展。赔偿范围并不局限在医疗事故，医疗责任保险是负责赔偿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在诊疗护理中因过失造成患者人身损害而应承担的一切赔偿责任。除医疗事故外，如在服务态度、医院管理或医疗质量方面产生纠纷，患者也可以要求赔偿。邓局长强调，医疗责任保险是分担医疗机构执业过程中医疗过失纠纷处理与赔偿风险的一种社会承担机制。谈到变化，邓小虹认为，最大的改变在
于医院和患者“私了”纠纷的现象不会发生了。社会上会逐渐形成“出了纠纷不找医院，而找保险公司及其调解处理机构”的良性运转机制。理论与现实的距离
    理论与现实距离有多远，这不是个很容易说透的命题，关键也许还在于是何种事物。近些时日关于医疗责任险的一些质疑声音不断出现，特别是实施前半个月到现在，在揭开医疗责任险“面纱”之际，人们内心的思虑也变得“复杂”起来。医疗责任险真的能堪大用吗?首先，卫生局的竞标方式就被提出值得商榷，中央财经大学的郝演苏教授就表示，卫生主管部门通过竞标只选择两家保险公司进入医疗责任保险市场，这不符合责任保险的社会职能。更有专家对这个“新生儿的肺活量”提出疑问，认为它的保障范围有局限性，虽然医疗责任保险可以代替医院向受害者赔偿，但并非受害者提出的所有赔偿保险公司都予以支付。由于保险公司对于间接损害不负赔偿责任，因此对于精神损害赔偿医院不能转嫁给保险公司，也就是说，遭受医疗事故的患者及家人若想就精神损害提出赔偿，仍须向医院提出索赔，双方不能达成协议的还要走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这条路。更有专家从法律视角来看，认为医疗责任险的功用有被夸大的嫌疑。《医疗事故处理条例》中规定的由于过失造成患者死亡、残废、组织器官损伤导致功能障碍的医疗事故可以转嫁给医疗责任保险，由保险公司给予赔偿，但是由于故意造成的损失作为责任免除不能由保险公司承担，而是由医院及相关医生承担赔偿责任；对于不能预见或难以避免的医疗意外所引起的损失，由于院方没有过错；不能依据过错归责原则要求其承担责任。患者就医依旧要承担医疗意外风险。医疗责任保险作为一种责任保险，是用来转嫁医院及医生依法应承担的赔偿责任的险种，并非是患者的保险，虽然医责险可以缓解医患纠纷、保障第三方即患者的权益，但是这种保障对于患者而言只是间接的。
    有人的质疑更加犀利和直接，在采访中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业内人士就向记者直接阐明了自己对政府强制推行责任险行为的不理解。他谈到，强制推行医疗责任保险，把非营利性医疗机构和营利性医疗机构在参保必要性上加以区别，这无疑是政府在运用行政权力人为将医疗机构、医疗市场予以分割。这既不利于医疗机构作为市场主体的公平有序竞争，而且更为关键的，是不利于现代市场经济所要求的统一医疗服和医疗保险市场的培育和发展。   
    他认为，政府卫生部门应充分发挥对医疗保险市场的行政指导职能，多用政策引导，在强制和自愿之间寻求适当的平衡，要遵循市场规律，充分尊重医疗机构和保险机构的利益和权利。现在的做法在他看来，有些急功近利了。值得一说的是，就关于政府强制推行医疗责任险是否为行政干预的质疑，北京卫生局副局长邓小虹在新近一次的采访中就做了回应，表示：现实急需以医疗责任保险来缓解医患矛盾。政府通过规范性文件统一组织医疗机构参加医疗责任保险，是因为该保险与公众生命健康权益密切相关。医疗行业投保人越多，对患者的赔偿就越能得到保障；同时也有利于政府对国有医疗机构的监管，避免发生医疗纠纷后国有资产流失。事实上，国际上早已把医疗责任保险作为法定保险制度普遍实行。   
    谁做医责险的解题者
    在去年11月间．记者曾走访过北京几个综合性大医院，大部分一线医生对医责险还是欢迎的，而医院方的态度与医生确有些许微妙的不同，而那些就医者的看法更是见仁见智。今年1月，记者再次来到此前曾到过的西城区和海淀区的两家大医院做随机采访。与上次有差别的是，一家医院以负责人不在为由，拒绝和记者谈此话题；另一家医院有关人员就很坦率地表示，既然出来了强制推行，他们就执行，但他们认为这种强制性还是值得商榷的，如果依照自愿原则，他们依然认为自己参加保险并不是到了非保不可的程度。在和患者交流中，记者感觉与上次相比，更多了一些不知所以的人，有相当多的人认为这是医院和保险公司之间的事，和就医者的关系似乎不如前两者那么近。来自重庆的李女士就说，“我们相信此举也是服务于就医者的，但我们期待医责险能涵括有关我们患者的更清晰的帮助。”这次，记者能找到有限的几位医生都对记者的一些问题显得很谨慎，似乎不愿多言。但海淀区医院的一位眼科大夫还是私下向记者表示了对医责险的欢迎，但他还是对它的前景持谨慎的观望态度，他不知道它能在多大程度上坚持，能怎样将它完善。他希望类似于医疗责任和医疗意外这样的概念能及时明确地划分出来。看得出来，对医责险他还是有自己的疑惑的。就像他所说的：“医责险为我们一线医生的风险做盾牌的日子真就这样来了吗?”这不会只是一个人的疑问，关于医责险的命题，只有时间能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