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中国还没有形成各种各样的利益均衡机制。虽然政府倾向于贫困弱势群体的利益，但由于经济改革从一开始利益就有了不均衡，弄不好会形成恶性循环，使差距继续拉大。因此上一次的不均衡，很可能成为下一轮不均衡的动力。

    有不和谐，所以才要建和谐社会

    许多国家发展的历史告诉我们，一个国家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1000美元后，社会发展就会进入一个关键时期。而今天的中国，恰恰就处于这样—个阶段。
    之所以要提出建设和谐社会，是因为目前的中国存在着不和谐因素。比较目前的中国和上世纪80年代以后的拉美，会发现有不少的相似。
    拉丁美洲共有34个国家，5亿多人口，土地面积2000多万平方公里，自然资源比中国丰富。从上世纪50年代起连续30年国内生产总值以6％至7％的速度发展，到70年代末，大多数拉美国家的国内生产总值(GDP)就超过1000美元了。
    然而，从80年代开始到现在，拉美经济增长速度放缓，而后出现社会动荡——最明显的是巴西，出现金融风暴——最明显的是阿根廷。
    拉美的基尼系数为0．5，有些国家如巴西达到0．6，贫富不均，整个社会治安混乱，社会诚信完全失落。比如作假、欺诈、盗版、黑社会泛滥。目前，在中国也出现了这类问题。
    拉美的城市化高达78％，但高楼大厦下面就是贫民窟，农民失地后大量进城，在阿根廷被称作“黑工”，工资是正常人工资的一半，没有医疗保险、社会保险、养老保险，没有法定的带薪休假日。这与我国农民工的境遇何其相似!从整个社会就业来看，两者也惊人地类似：阿根廷整个就业岗位一半是黑工，而中国的就业岗位一半是农民工。
    拉美左翼领导人提出的口号也类似于“构建和谐社会”。
    经济和谐与贫富差距的鸿沟
    和谐社会，最根本的是经济利益格局的和谐。经济利益分配和谐了，社会就基本和谐厂。
    从目前看，中国的贫富差距在拉大，不但城乡差距拉大，城市里的贫富差距也在继续拉大。
    虽然我们有扶贫工程，但贫困人口在2003年出现反弹，反而增加了80万人。目前国内流动人口1．3亿，其中有4000多万是失地的农民。失地的农民是没有回头路可走的，今后若出现社会动荡，他们有可能成为最不稳定的因素，
    而失地的原因，则主要是?圈地运动”——修高速路、城市化。虽然城市化建设是国家发展的需要，但只有把农民变成居民才是致富的方法。我们对“三农”问题的解决途径就是要把农村小城镇化、农民居民化、农业产业化。

    失衡就蕴含危险

    和谐的对立面是失衡，失衡就是利益的不平等。
    首先，这体现在政治上。笔者在人大常委会工作时偶然发现这样的数据：北京1000多万人口，内蒙古自冶区2000多万人‘口，但内蒙古和北京的人大代表几乎—‘样多，为什么?因为我们的《选举法》规定：城镇居民每24万人选一个全国人大代表；农民每96万人选一个全国人大代表。这样算来，农民的政治权利仅为城镇居民的1／4。
    巧合的是，根据世界银行公布的数字，中国城镇居民的收入是农民收入的3．6倍，而实际上这个比例因为享有福利的不均衡还应增大。这就出现—个现象：城镇居民和农民的经济收入和政治权利比例都是4比1，这好像正符合马克思上义的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观点。
    在经济上，应该说按照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分配机制，一次分配应是按生产要素的贡献分配，侧重效率；二次分配是侧重公平、然而在我们的财政收入中，并没有侧重于公平，而是拿很大部分去投资，继续侧重效率。
    在这样的分配方式下，政府拿来搞医疗、教育的钱就不多了。但同时政府行政开支近来却每年都以29％的速度增长。目前，公车已经达到300万辆，据报道全国一年用在公车上的花销为3000个亿——要知道，将中国所有的农村孩子全部免费义务教育，政府也就需要补贴100亿元至400亿元左右。
    现在提出要车改，但车改不是老百姓改，而是官员自己改自己，规则都是自己制定、执行的。因此，从他们的切身利益出发，只有车改以后更有利，他们才能接受。据说，现在一个科级干部也能拿到上：千元的汽车津贴。而且改革之后，钱照拿，车照坐，所不同的是，原来坐的是公车，现在坐的是企业提供的车。
    很多年前我去深圳，发现不少田地边搭有许多小草棚，问当地官员，答曰民工住所。但当地官员的态度是听之任之。结果到现在，这些当初的民工都结婚生子，成为深圳人口的一部分，数目还越来越大。这些人及其子女如果衣食无着，将形成对城市和谐的一个不稳定因素。那些对人民群众疾苦和社会不公现象漠然视之、听任放纵的官员，理应对目前社会出现的某些不和谐现象负有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