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国际和国内环境发生深刻变化，然而我国保险市场却一枝独秀，持续保持了良好的发展势头：2009年全国保费收入1.1万亿元，同比增长14%，其中，财产险保费收入2876亿元，同比增长23%；人身险保费收入8261亿元，同比增长11%。2010年全国保费收入1.45万亿元，同比增长31%，其中，财产险保费收入3896亿元，同比增长35%；人身险保费收入1.06万亿元，同比增长28%。
通常，我们是以保费收入来衡量保险业的规模，以保费增长率来衡量保险业的发展速度，然而仅以二者作为保险业的衡量指标，在保险实践中却带来诸多问题：一是影响保险产品结构分配。尤其在寿险中，为了追求规模的扩大，保险公司往往倾向于开发那些高保费、分红型、投资型的保险产品，而这些产品通常侧重于投资回报，并不具备较好的保障功能，这对于我国保险业的健康、持续发展并非益事。同时，功能相似的保险产品造成了产品的同质化，这不仅不能满足不同消费者多样化的保险需求，反而增加了消费者投保时的选择成本。二是影响市场竞争秩序。一方面，我国保险公司往往以保费规模定成败，那么为了实现其一定时期内的计划保费收入，保险公司在一定程度上不惜运用“价格战”的方式销售保险产品，这不仅违背了保险产品费率厘定的科学性，而且造成了保险公司间的恶性竞争。另一方面，保险公司不顾营销员的高流失率，一味地采用“人海战术”，销售人员依保费多少实现收入，个人的保费业绩作为营销员的唯一衡量标准，营销员为了达到规定的保费任务额，则运用一切可以运用的手段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越权代理、引诱保费趸交等现象时有发生，这无异于是对保险业的滥砍滥伐。三是保险的服务水平未随之提高。一切以保费收入为最终目标的指导思想，势必会影响到保险服务水平的改进。很多时候都是投保人交纳保费之时，便是保险服务的终结之日。尤其在理赔过程中，“宽进严出”的模式更造成保险公司的惜赔，最终恶化了保险公司和消费者之间的关系。
这就是说单纯地以保费规模和增长速度作为保险业的衡量指标有众多不足之处，这就要求我们引入更优良的指标来对我国保险业作出客观、准确的评价。这就是承保总额，承保总额是我国经济发展水平的反映，是整个保险业承担社会责任的重要体现，有利于正视财产保险的真实发展水平，有利于提高保险业的社会地位，故更应该成为衡量我国保险业发展的重要指标。
我国经济发展水平的反映
保险金额是一个保险合同项下保险公司承担赔偿或给付保险金的最高限额；承保总额则是全国范围内保险公司保险金额的加总，反映的是保险业对全社会保险责任的最高限额。在财产保险中，保险金额的确定是以保险价值为基础的，保险金额与保险价值呈同方向变化，一般情况下，保险价值越高，则保险金额越大，相反亦然。那么整个保险业保险金额的增加，即所有保险公司承保总额的增加，即是全社会财富增加的反映，也即是经济发展水平提高的反映。在人身保险中，保险金额的增加反映了自身保障水平需求的增加，这是人们生活水平提高的表现，归根到底是经济发展带来的硕果。
保险业承担社会责任的体现
经济的发展和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社会财富急剧增加，而近年来频发的自然灾害和意外事故给我国造成了巨大的经济损失。保险业，作为金融业“三大支柱”之一，具有经济补偿、资金融通和社会管理功能，在社会财富遭受损失时，保险理所当然发挥其功能，承担起应有的责任。然而，从近年来自然灾害和交通、航空事故来看，保险公司的表现却差强人意，保险赔付占事故损失的比例最高还不到5%。当然，保险赔偿依赖于人们保险意识水平的提高和投保水平的增加，但目前保险产品保障程度普遍不高的问题也不容忽视。这些都从另一个角度说明了仅靠保费规模和增速来衡量、指引保险业的发展是不够的，全社会保障水平的提高才是经济发展、社会和谐所要求的。
有利于正视财产保险的真实水平
从保费规模的角度来看，在1997年之前，财产保险的保费规模远高于寿险业的保费规模，而从1998年始人身险保费规模的增长速度突飞猛进，2010年的人身险保费收入几乎是财产险保费的3倍，与庞大的寿险业比起来，财险显得渺小了许多。然而我们知道，改革开放以来，财产保险在保障企业财务稳定、补偿财产经济损失及防灾防损等方面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保费收入和其承担责任的“不匹配”，说明了仅用保费规模指标来衡量财险的发展水平是极不充分的，而承保总额更能体现财险的真实发展水平。
有利于提高保险业的社会地位
目前，我国保险业总资产为5万亿元，占整个金融资产的比例不足5%，保险业还不具备较强的话语权，还不具备较高的社会地位，这对保险业的发展定是一个不利因素。保险业地位的提升靠的不仅仅是保险公司保费规模的扩大，更要求其承担的责任扩大，也就是说承保总额的增加有利于提高其社会地位，极大地降低保险公司的声誉风险。只有这样才能从根本上改变人们对于保险业的认识，真正地做到为我国经济发展和社会建设保驾护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