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款保险制度”似乎再一次箭已上弦。

　　 1月8日，央行行长周小川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此前‘存款保险制度’准备工作有效，将寻找合适时机择机出台”——这是持续6年多的老调重谈。关于“存款保险制度”出台信息的最初释放，始于2005年9月，其时央行在大连高调举办“存款保险国际论坛”。

　　 “存款保险制度”为何拖延至今？将于何时正式出台？“存款保险制度”最早始于哪国、哪个时代？对于利率市场化改革有何作用？

　　 其实，对于上述相对宏大的命题，普通储户并不关注。因为，对于普通储户来说，他们从不担心我国银行倒闭会导致存款全无，在他们的潜意识里，一直认为银行是国有的，银行亏空最终会由国家财政进行承担。

　　 普通储户的此种认识并非幼稚。事实上，时至今日不仅我国银行业的主体仍为国有，而且国家财政巨资救助破产银行亦有前例可循。就我国当下银行业而言，经过1998年后的财务重组以及2005年后的陆续上市，国有银行股本经过多轮稀释后，目前国有资本仍然占到我国银行业总资本的60%以上。再就国家财政救助银行而言，在上世纪90年代中期，我国银行业平均坏账率曾一度高达25%，包括五大行在内的绝大多数银行在技术层面已经破产，但最终仍由国家财政陆续启动4万亿元的救助计划，普通储户的存款最终亦因此得以保全。

　　 实际上，与“存款保险”所体现的宏大意义相比，普通储户最为关心的是存款不贬值。换言之，“存款保险”是由国家财政进行隐性承担，还是由各类存款机构集中建立的保险机构进行显性承担，普通储户并不关心。他们关心的是，如何才能避免持续的负利率状态，从而让自身储蓄真正的“存款保险”。

　　 实际上，当下持续近2年的负利率状态，给普通储户所造成的“存款不保险”心理，是改革开放至今所罕见的。在经过1985-1987年CPI平均增速高达7.7%后，央行随即于1988年9月启动保值储蓄业务，以确保普通储户的存款不因通胀受损；而在1990年CPI下落至3.1%后，央行才于1991年12月停办保值储蓄业务；而当CPI于1992年跃至6.4%，且1993年上半年CPI突破10%时，央行再次于1993年7月启动保值储蓄业务，直至1996年4月才再次停办保值储蓄业务。

　　 虽然，在1996年4月之后，央行再未实施旨在维护储户利益的保值储蓄业务，但是，在这16年里，1997-2003年因持续的低通胀，储户存款实际呈“正利率”状态，而在2004-2009年里亦仅有2004年、2007年（部分月份）和2008年呈“负利率”状态。

　　 但是，历史上极为少见的持续“负利率”状态，自2010年2月以来却成为常态，且未来数年难有扭转迹象——因为，我国劳动力过剩抑制通胀的时代已告终结，而近年来货币则过于超发，2011年末M2（广义货币)余额已高达85.16万亿元。

　　 截至去年12月，我国“负利率”状况已经持续了23个月。正是这种持续“负利率”给普通储户带来的“存款不保险”心理，使得大批资金不得不流向理财产品市场，甚至严重不保险的民间高利贷市场。

　　 出台“存款保险制度”很有必要。因为，通过“存款保险制度”的出台，将存款风险与国家财政隐性担保进行切割，削减以国有银行为主导的我国银行业进行利差垄断的理由，从而为利率市场化改革夯实基础。

　　 但是，“存款保险制度”仅是利率市场化改革的必要条件，而非充分条件。如果“存款保险制度”的出台，仅是象征性地将存款风险从原来由国家财政隐性承担，转变成由新建保险机构进行显性承担，而不是以此为利刃迅速撕开我国银行业的垄断之幕，则“存款保险制度”的出台最终只是“形式大于内容”。

　　 对于广大储户而言，尽快改变持续的“负利率”状态，显然才是更为关健的“存款保险”。亦只有如此，通过阶段性恢复保值储蓄业务或加息（我国资本项目兑换并未开放，不足以形成热钱流入的结构性压力），从而加大我国银行业垄断利差的成本压力，才能真正倒逼“存款保险制度”所欲达成的利率市场化改革的初衷。如果反其道而行之，必将造成更多的资金涌向银行表外理财和民间高利贷市场，如此不仅会造成民众实质层面的“存款不安全”，更会造成我国银行业乃至金融业的系统不安全。